在后人心目中，元好问是著名诗人，他本人也是以诗人自居，临终时交代后事，希望墓碑上能镌刻“诗人元遗山之墓”的字样。他没有直接参与《金史》的编纂，却为《金史》一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

元好问原本对撰写历史没有多大兴趣。正大元年（1224），他进入国史院担任临时编修官，参加编纂《宣宗实录》。帝王实录通常是后代编写史书的基础性文献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由于牵涉到当代诸多人和事的评价，很容易引发是非和矛盾。如韩愈主持撰写的《顺宗实录》就招致一些议论，世人皆知，元好问对韩愈的遭遇有所了解，还曾经引用过他的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中“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之类的话，说明他对参与撰写《宣宗实录》从一开始就有些顾虑，缺少积极性。加上国史馆编修官品级低下、俸禄微薄、办公条件恶劣、国史馆人事纷争等诸多不利因素，元好问坚持一年左右，就以请假的名义，辞职告归嵩山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国史馆的职业生涯毫无意义。这段经历除了让元好问对编纂“国史”积累一些感性认识之外，一个重要收获是去郑州拜访前朝重臣贾益谦，引发了他对当代史的进一步思考。因为《宣宗实录》牵涉对宣宗之前卫绍王的评价，事关宣宗即位的正当性，以及胡沙虎（纥石烈执中）等人拥立宣宗的合法性，此前朝廷已经按照《海陵庶人实录》在编写《卫绍王实录》了，而前者完全遵照金世宗的旨意，任意篡改历史，彻底否定海陵王完颜亮，当时很多知情人都阿附圣意，不敢直言。年迈的贾益谦告诉元好问两点：第一，海陵王被杀之后，金世宗在位的三十年，鼓励大臣揭发海陵王的黑材料，凡是能举报海陵王“蛰恶者”，就能获得“美仕”，有些史臣更是变本加厉地向他泼污水，“诬其毒骜狠”。贾益谦说，现在看来，简直“遗笑无穷”，“自今观之，百可一信耶？”（《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》）第二，卫绍王勤劳节俭，“重惜名器”，治国理政的能力，在很多“中材”之上，也就是说，在金代帝王中，卫绍王也是在上等之列。对元好问和很多士大夫而言，这两点不啻振聋发聩，促使元好问重新审视《海陵庶人实录》以及世人对海陵王、卫绍王的不公正评价。尽管元好问地位卑微，无力扭转官方意识，不能改写《海陵庶人实录》《卫绍王实录》，但他可以广为宣传，并将贾益谦的历史洞见记载在《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》和《中州集》中，予以称扬。这就为《金史》编纂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《金史·贾益谦传》完整地转录元好问的记载，百余年后的元代史臣们还不禁感慨一番：“海陵之事，君子不无憾焉。夫正隆之为恶，暴其大者，斯亦足矣。中篝之丑，史不绝书，诚如益谦所言，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？嘻甚矣！”连他们都不敢相信，金世宗时期居然将抹黑完颜亮、篡改《海陵庶人实录》当成个人谋取富贵之道，历史还有多少公正可言？元好问的记载，不仅让元代史臣警醒，也发后人深思，至少能引发我们对海陵王、卫绍王相关历史可靠性的怀疑：《金史》有关完颜亮的史实有多少源自《海陵庶人实录》？《金史·后妃传》有关海陵王后宫绘声绘色的描写，直接被抄入元明话本小说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之中，可见这段“正史”是多么的荒唐！

几年之后，元好问的历史意识大大加强，最直接的原因是金王朝日落西山的形势，许多师友、同侪突然死亡，在不断引发他悲痛伤逝之情的同时，还促使他为很多死者撰写碑志文。现存碑志文将近百篇，约占其文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。这些碑志是《金史》重要的史源材料，学界已经有了详细的比对和深入的探讨。与韩愈、欧阳修的碑志文相比，他的碑志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就是墓主大半是非正常死亡者，由此导致其碑志文具有非常浓厚的伤悼情绪。元好问往往联类而及，由墓主扩大到相关群体乃至金末乱亡的时代，提供了墓主之外的其他文献。如《内翰冯公神道碑铭》由墓主冯璧联想到从他问学的其他人：“往在京师，浑源雷渊、太原王渥、河中李献能、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。其人皆天下之选，而好问与焉。自辛卯、壬辰以来，不三四年，而吾五人惟不屑在耳。”五人之中，亡者四，元好问怎能不满怀感怆？在《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》和《聂孝女墓铭》中，元好问两次罗列金亡前后“死而可书者”名单：承旨子正、中郎将良佐、御史仲宁、尚书仲平、大理德辉、点检阿散、郎中道远、右司元吉、省讲议仁卿、西帅杨沃衍、奉御忙哥、宰相子伯详、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、长乐妻明秀、孝女舜英。元好问为他们一一撰写了碑志文，发自肺腑地感慨：“呜呼，壬辰之乱极矣，中国之大，百年之久，其亡也死而可书者……十数人而已。”（《聂孝女墓铭》）只可惜这十数人中，除完颜良佐、聂元吉、聂孝女三人之外，其他人的碑志文都已经失传，他们的生平也随之湮灭于后世。巧合的是，《金史》恰恰为完颜良佐、聂元吉、聂孝女三人立传，说明《金史》编纂者赞同元好问的观点，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进入《金史》；之所以没有为其他人立传，完全是因为失去元好问所写碑志文这唯一的史源，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这从反面印证了元好问的贡献不可磨灭。

元好问撰写碑志文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和能够存史的信心。他在《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》中痛感“世无史氏久矣”，以致当时人连辽代“起灭有几主”都不知道，而金代的九朝《实录》下落不明，金代历史很快也像辽代一样，不为后人所知。所以，他要通过撰写碑志文达到存史的目的：“夫文章，天地之元气，无终绝之理。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，诸公之事，未必不自予发之。”他相信所写的碑志文将来能够为撰史者所采纳。清人李祖陶认为元好问“《集》中碑志最多，直书所见所闻，论定一代，可与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并观”（《元遗山文选》）。论定一代、媲美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云云，也许有些拔高，但其中也有李祖陶独特的发现。《新五代史》寄寓着欧阳修对五代历史的哀挽，被章学诚讥为“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”（《章氏遗书外编》卷一），元好问的碑志文以哀挽情调保存历史，二者殊途同归。元好问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记载金代历史人物与事件，使得历史带有温度，更加亲切感人，这固然不一定能得到后代史家的认同，但一定会打动后代史家，让他们大量取材于元好问的碑志文。

国亡史作。金王朝灭亡之后，元好问撰述历史的意识更趋强烈，并迅速付诸行动，陆续开展以下几项工作：

第一，撰写《壬辰杂编》。从书名来看，应该是回忆天兴三年（1233）汴京被围、金王朝灭亡前后的杂事，写作时间不详。由于记载亲身经历，不需要依赖其他资料，怀疑是金亡不久痛定思痛时所作，或许是羁管聊城、移居冠氏期间。该书卷帙不详，估计篇幅不大，最终是否定稿也不可考。元代史臣撰写《金史》时，此书稿尚存，并有所取材。欧阳玄见到《壬辰杂编》中记载金代将领完颜斜烈镇守商州时，一次性遣返被俘的欧阳修后世及其乡亲三千人（《圭斋文集》卷二《送振先宗丈归祖庭》），这成了《金史·完颜斜烈传》的主要内容。美国学者陈学霖曾探讨《金史》与《壬辰杂编》等关联，判断《完颜奴申传》所载元好问与二相之间的对话等史料源自《壬辰杂编》，较为可信。

第二，撰写《南冠录》。元好问羁管聊城期间，以南冠自指。《南冠录》的性质应该是其家族史，主要包括元好问先世杂事、元好问本人行年杂事、先朝杂事。其中先世杂事、行年杂事会涉及其他人和事，先朝杂事则完全是历史。先朝主要指金哀宗时期，是否包括金宣宗时期已不可知。元好问很爱惜此书，在《南冠录引》中责令子侄一定要传之数十世，家置一通，“违吾此言，非元氏子孙”，口气之严厉，在遗山文中仅此一见。在《学东坡移居》中，他